“一物二卖”是否构成诈骗罪？

基本案情：
赵某系C公司法定代表人。2006年，C公司将其投资建成的某厂租给A公司使用，约定年租金90万元。后因A公司未付租金，并抢占某厂，双方发生纠纷。赵某与B公司签订协议，约定由B公司代C公司诉A公司，诉讼成功后C公司只收48万元，其余利益归B公司所有；如B公司有较大的胜诉率，可提前向C公司支付48万元，并签订转让合同将某厂过户给B公司。后B公司又与阿某达成协议，共同代办C公司诉讼活动，诉讼成功后，B公司与阿某各占某厂50%的股份。诉讼期间，B公司和阿某陆续付给C公司某厂转让费38.9万元。2011年11月，一审法院判决C公司胜诉。A公司上诉后，赵某与其达成调解协议，以54万元将某厂转让给A公司。案发后，赵某被以诈骗罪逮捕并起诉。
一二审法院均认为，赵某隐瞒B公司和阿某控股某厂的真相，将某厂以54万元卖给A公司，其行为构成诈骗罪。本案最终申诉至省高院。

判决结果：
判决确认，赵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。

法院观点：
法院认为，委托诉讼协议系附条件合同，条件未成就时该协议不生效。本案中，B公司尚未足额支付48万元，没有达到双方约定的签订转让合同的条件，某厂并未实际转让给B公司或阿某。赵某对A公司没有实施刑法规定的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行为，不构成诈骗罪。具体论述如下：
一、C公司某厂未转让给B公司或阿某
原一、二审法院认定，C公司与B公司达成了以48万元转让某厂的意向，B公司和阿某支付了43.9万元，已成立无形的转让合同，某厂已转让。
经查，依照委托诉讼协议，C公司与B公司为授权委托关系，B公司基于协议代办C公司诉A公司有关事务，并基于诉讼活动需要，使用、保管C公司证照、印章。双方约定，诉讼成功后C公司只收回48万元，其余利益归B公司所有。
双方还约定，如B公司代理诉讼并确认有较大的胜诉率，可经过协商，由B公司提前支付48万元，签订转让合同，C公司将某厂过户给B公司。虽然赵某两次出具收到某厂转让费或预付款各10万元的收条，但该约定的实质是，将“较大的胜诉率”这一双方不能控制的因素作为某厂转让的前提条件，在协商基础上，通过依次进行的三个步骤实现转让：第一步，B公司向C公司足额支付48万元；第二步，双方签订某厂转让合同；第三步，双方办理某厂过户手续。
不论每年租金收入90万元、可期待利益累计数百万元的某厂以48万元转让是否符合常情常理，仅就实际履行而言，截至本案刑事立案，C公司收到B公司和阿某陆续支付的资金共计38.9万元。C公司股东梁某在赵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、其本人作出阿某已付完48万元的虚假陈述后，单独收受阿某给予的5万元，该行为不能代表C公司，该5万元不应计入向C公司支付的转让费或预付款。由于支付的资金没有达到48万元的约定数额，转让的第一步尚未完成，第二步、第三步没有启动条件，C公司某厂未转让给B公司或阿某。
二、C公司某厂未再次转让给A公司
原一、二审法院认定，C公司在将某厂转让给B公司一方后，又通过签订调解协议，将某厂以54万元再次转让给A公司。
经查，虽然赵某在A公司准备的调解协议上签字，一度认可将C公司某厂转让给了A公司，但此系赵某为取得A公司付款，作出的于己方不利的自认。本院民事二审对调解协议未予确认，赵某亦撤回该自认。
本院生效民事判决认定，C公司与A公司就某厂是租赁关系而非买卖关系，A公司应当向C公司支付租金176万元。A公司向C公司支付54万元后，尚欠122万元未支付。双方没有转让某厂的法律关系。
三、A公司及林某未被诈骗
原一、二审法院认定，赵某从A公司林某处骗得54万元，构成诈骗罪。
经查，应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分析赵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：第一，C公司某厂未转让他人，C公司有权处分相应财产。赵某对A公司及林某没有虚构、隐瞒的欺骗行为。第二，赵某作为C公司法定代表人，有权代表公司实施民事法律行为，且相关行为并不因赵某私刻印章而无效。A公司与C公司签订的调解协议，由林某的律师拟定，相关内容为林某积极促成，A公司及林某没有产生认识错误，林某后来亦承认。第三，A公司支付C公司54万元，不是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，没有遭受财产损失。第四，赵某没有排除权利人，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财物支配，并利用、处分的非法占有目的。赵某的行为不具备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和责任要素，不构成诈骗罪。
赵某代表C公司与A公司林某签署调解协议，基于委托诉讼协议等约定，对合同相对方承担民事法律责任。原判错误地将民事经济纠纷当成刑事犯罪行为来处理、把民事责任升格为刑事责任，应予纠正。

李正坤主任律师
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
国家二级律师 从业27年
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
事务所《公司法》专业委员会负责人
省律协评定的：公司法及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
云南省法学会“澜湄合作”研究会理事
云南省国资委资产评估项目评审专家
多次受邀参加昆明市电视台法治节目讲座
著有《股权战争》等法学著作
法律咨询电话：18388278890